学校是新中国的一片旧土“革命保留区”。不合情理，但合道理。

学校内部只有组织起来的教职工才是成年人。剩下的无组织未成年人，说难听点就是剥夺政治权利的二等公民，学生口头作证校方亦可咬定学生撒谎。

在事实方面，学校有相当大程度的掌控权。校方非常反感学生带手机，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——只要学生录像，事实就不是校方说了算。

因为校方与学生的力量极度不平衡，学校内部成为了少有的改革保留区。

改革开放前，在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以下，还有基层管理组织，比如工厂，学校，生产队等。大量矛盾，包括一些现在看来需要警方/法院介入的矛盾，当时多由基层组织内部解决——也就是说，以前的基层组织是个小政府，默认有内部执法权；同时有群众反映和监督机制。

而改革开放后，虽然政府强调依法治国，但基层组织失去内部执法权并不是自愿的，而是在与群众不断摩擦后才慢慢后退。而校内学生既没法自己起诉学校，也很难对事实取证，学生的流动性大大增强难以自我组织，学生对学校的反映和监督机制事实上已经消失了，但是学校对学生的内部执法权还在，成为了少有的改革保留区。

那么，学校是如何架空法律的呢？学校认定的事实有什么问题？

学校的做法是，先建立一套看起来和法律没有严重冲突的道德观念体系，然后在学校内用这套自创的观念体系来架空法律，把经过这套观念扭曲过的结论当作真正的事实，经过这一层转化，当然违不违法就是学校说了算，在表面上不违抗法律的同时，学校成为了法外之地。

至于怎么用观念扭曲现实，简单概括就是玩文字游戏，把事实，和误导性的/难以证伪的话混到一起。学校误导一句，学生起码要用十句来解释和证明——但是学生并没有用这么多话反驳的机会。

再者即使有这样的人员或者借助摄像头能够技术上还原纠纷过程，在对于在学生间判断是非曲直的过程中也是要靠下面的班主任们的，总不能全靠校长吧？

但判定纠纷的权力一旦下放就会导致更大的问题：如何判定是非又没有个标准，全依赖下面老师的个人价值观、主观好恶，这会让班主任、教师权力跃出边界，要么导致家校矛盾激化、要么导致基层腐败。

那么冒这么大风险去实现校园公正能获得什么？很少！因为学生间的矛盾绝大多数是轻微冲突，甚至今天打架明天就一起打排位的。

但又不能完全不管理学生间打架斗殴的现象，于是最经济的治理办法就是以防代罚，以各打50大板为政策尽可能震慑主动动手打人的学生们，虽然粗暴，但直截了当的让学生知道：打别人，自己不是没有成本的。

这一政策主要目的是恫吓，而不是强调执行。

最后，一旦遇到不得不执行的时候，学霸被打了怎么办？因为校规所表达的：我校是原则上如此如此，所以我们可以轻罚，比如批评，甚至可以不罚，比如名为叫家长，实则叫家长来聊天。

但如果是学渣呢就不管那么多，我们这个原则立刻就成了法则，该怎么整就怎么整。

这是一种治理办法，但它当然有风险，风险就是在特殊情况下，会因为公正原则的缺失令个别老师、学生走极端，但这种风险属于黑天鹅事件，思来想去，校长们也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吧。